“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传奇一生：从“总理”到“资政”到“国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当地时间23日凌晨3点18分逝世，享年91岁。
在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在30年内由一个殖民地脱身，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这位风云政治人物已完全不熟悉、不了解，值此他**之际，虎嗅对他身后的这段历史与其主要观点进行一番梳理。不知不语传承，不知亚洲大政经环境从何而来，奢谈创新。
从“总理”到“资政”到“国师”
最近10年，在新加坡，人们称李光耀为MM，英文全称是Minister Mentor，中文或可译为“国师”。按维基百科全书的诠释，Minister Mentor是新加坡政府于2004年首创的政府内阁职位。
在MM之前，新加坡人将李光耀称为SM，亦即Senior Minister，中文为“资政”。1999年从总理职位退任后，李光耀便在内阁里担任此职，直至2004年8月任期届满。
这年8月12日，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宣誓成为新加坡总理，前总理吴作栋接任SM，而前资政李光耀则出任了新创设的MM一职。按官方解释，李在这一职位上将继续对政府的全局工作进行指导，以确保政治连续性和稳定性。
生平回顾：英国求学，律师起步
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广东梅州市，自其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长子。祖父李云龙崇拜西洋文化，在其影响下，李光耀从最初的华文学校转入古楼英文学校就读。李光耀在校成绩名列前茅，12岁时，被保送进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深造。
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从莱佛士学院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1942年2 月15日，日本占领了新加坡。日本投降后，1946年9月李光耀来到伦敦。他先报考了伦敦大学，仅一个学期便凭优异成绩转学到梦寐以求的剑桥大学修读法律。1947年的圣诞节，李光耀与女同学柯玉芝在没有通知双方家长的情况下在英国注册结婚。
在剑桥的求学时光对李光耀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结识了一批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留学生，并参加了“马来亚论坛”，论坛成员共同的目标是争取将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或独立。
1950年8月，李光耀与柯玉芝回到新加坡，随后，他们一起在新加坡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初次显露出他对工人运动的作用。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成立当天，李光耀宣读了党纲，第一条就是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经过李光耀的多方斡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这天也是李光耀40岁生日。合并后，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内有一定独立性，李光耀的身份仍是新加坡总理。
新加坡原以为在加入马来西亚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始料不及的是，印度尼西亚并不满意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产。合并也没有理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党关系及紧张的种族关系。 1965年，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同马来西亚的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并发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越来越活跃，马来西亚当局担心人民行动党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将主宰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于是他们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尽管李光耀并不想分家，但他更不会选择屈服。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种独立对于李光耀来说并非喜事与荣光，当宣布此事时，李光耀泪流满面。在他后来的自传中，他说他的一生中，他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母亲**，另外就是这次的新马分家之时。
争议“新加坡模式”
不管是正式地还是非正式地，李光耀已经统治了新加坡50多年。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赞李光耀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同时认为，他的影响力在21世纪或许会更为显著。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5年3月载文指出，新加坡可谓21世纪的城市榜样，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过剩的人口。在这个时代，政府会遭人批评，而新加坡管理国家就如同经营公司一样，并一直受到高度赞扬（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壳牌石油集团的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和激励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策略看起来如同商业计划一般，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都被评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
换句话说，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专家治国论者的梦想。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
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很低，几乎没有人无所事事。新加坡还通过征收消费税和向有车族收取拥堵费来促进对可持续发展有利的行为。
但在西方眼中，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也是一个与西方政体及社会大不相同的物种。
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新加坡没有货币管制、货物税收，外资享有最惠待遇，因此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典型的资源主义体制。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约翰·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又称之为“典型的政府干预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政府对土地、劳资关系、资源分配、市场运作和商业决策都拥有强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权，这是典型的“政府指导式的资源主义体制”。有人称之为“发展型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说新加坡与亚洲另外三条小龙有着共同的经济体征。甚至还有人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有严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辅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执行。最负面的将其称为“土匪经济模式”，批评新加坡政府有土匪一样的政治暴力心态、经济掠夺行为，社会则有政治奴隶心态、经济受剥削行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王赓武教授，将新加坡政经体制概括为“混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资源主义”，在他看来，这种体制的形成，明显受制于冷战的时代格局。
从西方（民主与政体）视角出发，很多人对新加坡有所微辞。李的“新加坡模式”时常被批评为温和独裁，称其集权、政府廉洁、经济自由，但同时压制政治对手、对言论自由和公开集会管控严格。在李光耀病危之际，《纽约时报》还对新加坡的未来提出疑问，当李光耀的影响逐渐褪去时，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创造的模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李光耀对中国的看法
一方面，李光耀是最能理解中国政治的外国政治家，他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层都保持了良好关系，他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的现行体制有过批评。
在现实交往与他的自传中，李都表现出对邓小平尊崇有加。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
李光耀在晚宴上对邓小平说，“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他还回忆，邓小平在那次晚宴上祝贺他将新加坡建设成一座花园城市。他说：“我回答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有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有艺术家。’邓小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又继续吃饭。”李光耀曾经说过：“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李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对新加坡也是一个契机。这其中的一大结晶后来证明就是苏州工业园。
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李光耀率团来长三角地区，重点考察的除了苏州，还有无锡。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和他交流起来非常流畅。当年12月，章新胜率领苏州市代表团访问新加坡。1993年5月10日，李光耀应邀访问苏州。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在随后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园区经济总量达到了开发前苏州全市水平，相当于十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2007年11月访华时同习近平的首度会面，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丝毫不炫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或许李光耀从自己治理新加坡的亲身经验出发体会中国的治理殊不易，他在书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以下是李光耀最近20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斯人已去，这些观点则留世间经守时间的检验。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尝试一切办法，但多党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除外。他们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权力，以确保稳定；其二，他们对多党制下的不稳定怀有深深的忧虑，这将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省份的控制，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就像军阀混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1991）
中国已经发现，要管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需要法治。到2035年，它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则，事实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错误，就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让其进行解释或加以惩戒，用这种方法约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惯常采用的无休止的会议有效得多。而且由于实行了法治，也可以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官员武断行使权力造成的伤害，企业也可以规划大型的、长期的合作。司法独立还需要20年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地方法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执行皇帝的命令，这个传统给中国官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3）
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就是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贪腐在公民中激发的反感。他们从来都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崩溃。（1999）
我认为，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它。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也是一样，在其5000年的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过民主制；所有统治者都是皇帝的代表，如果你反对，你就会丧命，而不是遵循民主制。
但是，我同意在这个即时通信和卫星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上，你不可能一边做出野蛮的行为，一边说这是你的内部问题……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谈人权问题，而且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得到世界的尊重，如果想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定的地位，不仅仅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他们就不会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2001）
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2008）
中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吗？在农村和小城镇有这种可能……中国人害怕混乱，总是表现出过分的谨慎。那将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但考虑一下这些方面的变革还是有可能的。交通和通信越来越快、越来越廉价，中国人将通过旅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接触到其他制度和文化，了解其他社会。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前的制度在今后50年里不可能维持不变。（2011）
政治人物不是道德家，亦不可能像创造千古流传诗篇与画作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那样会受到人类社会一致的推崇与尊敬。那些在身后哪怕受到人们追忆与怀念的政治人物，身上亦不可避免有其争议性与一言难尽的复杂性，而他们之所以受到纪念，是因为他们在一生的某个时刻、或某些片断中，在错综复杂条件下做出了有大智慧的关键决策，极大增进了人民福祉，足矣。李光耀正是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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