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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变革】大时代:亲历者的光荣与梦想
2017年12月06日15:23
信息来源:棱镜

90年代初:拓荒者的乐园

1992年底,27岁的张高波只身来到香港。此前几年,他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海南省、海南省证券交易中心的筹建过程。

赴港后不久,他与3位朋友联手创立东英金融,背后的“导师”是刚上任的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那时想法很简单,要在香港创办一家熟悉内地的投行,将外国的资金引进内地。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遍地是机会,但没钱,而对外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来自香港,所以要想引进资金,就要来这里。”东英金融总裁张高波对腾讯财经说。

如今回看,无论对内地还是香港来说,90年代初都是一段充满激荡、激情的岁月,那些日后在两地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精英们,这时已崭露头角。

这一切与1992年初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关系。那时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彻底在中国大地铺开。姓资还是姓社,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些困扰了国人多年的紧箍咒,开始褪去。

一时间,“招商引资”成了自上而下的当务之急,这让港英政府控制下的香港,顺势成为引进资金的源头和窗口。

尽管当时上交所和深交所已经建立,但却没有专门监管金融市场的机构,相关人才更是匮乏。

为了组建证监会,刘鸿儒从华尔街招来海归律师高西庆,让他担任首席律师,处理法务事务。在接下来的20余年间,高喜庆参与、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至2014年,从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揭开了内地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大幕,香港因此持续获益,从一个转口贸易港,成为真正的世界级金融中心。

张高波赴港后几个月,深圳君安证券的员工阎峰也移居香港,着手创办国泰君安国际

“我们成立之初为的是投资B股,当时B股只准境外人士投资。”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对腾讯财经表示。

国泰君安国际成立后不久,参与发行了一只名为万科B的股票。当时的万科刚涉足深圳房地产不久,40岁出头的王石在深圳罗湖区和平路50号的万科总部里,琢磨着要有自己的舞台、自己的天地。

那时的王石或许不曾想到,以做贸易起家的万科,日后竟成了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或许他更不曾料想,在经历“野蛮人敲门”的股权争夺战之后,他在66岁这一年,离别了一手创办的万科。

阎峰参与上市的另一只股份是金田B。新成立的国泰君安国际同时投资了万科B和金田B两只股票。

8年之后,当国泰君安国际深陷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泥潭时,正是这部分B股的投资让这家濒临破产的机构起死回生。

2001年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中国境内居民可以交易B股,B股随即爆升。此前不久,36岁的女基金经理刘央,告别了生活8年的澳大利亚,落地香港,出任首域投资有限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刘央

香港【金融业变革】大时代:亲历者的光荣与梦想

B股的爆升,让刘央一夜成名,因为她是当时全球持有B股数量最多的基金经理,从此她有了一个称呼“中国的女巴菲特”,媒体赋予她的这个新头衔,让她认识了这位美国股神,在接下来的投资生涯中,巴菲特所崇尚的价值投资,也成了刘央的投资信条。

“那一年我在6个月之内,大赚了3倍,然后离场,但在这之前我等待了6年。”刘央早前对腾讯财经表示。

对阎峰来说,B股政策的开放,让国泰君安国际开始摆脱负1.3亿负资产的困境。“连续5个涨停板之后,我就走了,那一把下来,回笼了一些资金。”

内地企业涌港上市 港交所成全球“集资王”

1993年6月29日,是载入史册的一天。这天,青岛啤酒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开启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大时代。

“你能想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公司法,没有法律依据怎么办。”张高波至今都怀念,香港那时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

“兰桂坊之父”盛智文,正是看中香港的这种“can do spirit”,在中环山坡上的德己利街,开设了一家餐厅,让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工作之余有一个娱乐的场所。这片称为“兰桂坊”的区域,早已是香港夜生活的代名词之一。

从青岛啤酒开始,直到日后大规模的央企、国企赴港上市,都活跃着一家名为百富勤的香港本地投行。百富勤创办人之一梁伯韬那年38岁。

梁伯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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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香港本地人,因为人踏实谨慎,深得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器重,那些年,长和系的资本运作多由他操刀,他因此被市场称为李嘉诚的“御用银行家”。

1988年,梁伯韬离开汇丰银行旗下的获多利财务公司,与老上司英国人杜辉廉,联手创办百富勤。当时,李嘉诚、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以及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等商界大佬,均慷慨出资,支持梁伯韬创业。

百富勤如同香港金融行业的“黄埔军校”,今天活跃在香港市场的诸多资深银行家、投资人,早年都曾供职于这家机构。

百富勤的横空出世,改变了香港金融市场被欧资银行垄断的局面,而梁伯韬因参与了诸如中信泰富、招商局、中国海外等大批央企的上市,被市场冠以“红筹之父”的称号。

那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刚刚打开,即便如此,也足以让全世界觊觎当中的机遇。

1994年,一个30岁出头的中国小伙,被美国投行美林派驻香港,他叫李小加。

当时的香港金融业,被汇丰银行等外资“巨无霸”把持,但这些外资机构的雇员,则多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内地人士,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囊括幼儿园、医院,甚至法院的国有制企业是如何运转。

据熟悉李小加的人回忆,他当时在香港投行界已小有名气,算是做得最好的内地投行人士之一。那些年,李小加曾参与中移动、中海油等大型央企的上市,美林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活跃的外资投行之一。

1999年,李小加出任美林中国区总裁。4年之后,他被摩根大通聘为中国区主席。2009年,当港交所在寻觅新的行政总裁时,李小加一句“我想有些特别的作为”打动了时任港交所主席的夏佳理。

港交所迎来了首位非本地的行政总裁。这位曾经的石油工人、报社记者、华尔街律师,在随后几年,给港交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他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配合了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推动了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融合。

时间退回到1995年,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投行中金公司诞生了。这家由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国际、中投保前身: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发起的投行,迅速地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入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大潮中。此后,在所有中国超大型企业赴港上市、兼并并购等交易中,中金公司均活跃其中。

诸如农业银行、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公司在港上市的交易,均由中金公司担任主承销商。自1995年起往后的10年间,中金公司担任全球协调人的中国境外IPO发售金额,高达1091亿美元。

央企、大型国企打头阵,到2000年,内地的民企也开始陆续赴港上市。一家由5名深圳大学毕业生创办的科技企业,在2004年6月16日登陆港交所,上市价每股3.7港元。在当时,这个估值被市场认为过高。13年后,这家公司已是全港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它的名字叫腾讯。

正是得益于内地企业的大规模赴港上市,港交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级金融中心,也多次成为全球IPO集资额最高的股票交易所。

今天,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中,内地企业占比过半,若按市值计算,占比高达64%。

由90年代初,迫切地需要外资直接投资,到10年之后,中国企业奔赴香港,利用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中国的崛起,而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资背景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香港金融市场获得话语权。

外媒的一项统计显示,若以IPO集资金额计算,1997年,排名前十的投行均为外企机构,如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美林等。20年后的今天,排名前十的投行,只有1家为外资,其余9家则为中国建设银行、海通证券、农业银行、中金公司等中资机构。

两次金融危机袭港 中资机构逆势崛起

1997年,伴随着香港回归脚步的临近,香港大规模的移民潮、迁册潮告一段落,经济止跌回升。全社会一片欣欣向荣。

香港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迎来了发展高峰,在低息环境以及高比例按揭政策的推动下,炒房成了那时港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仅1997年上半年,香港豪宅的平均价格,就已飙升三成。而当时创下的香港的楼价记录,直至13年后才被打破。

在楼市的带动之下,香港股市从1995年底的6967点,一路飙升,到1996年底已高达13451点,升幅93%。

回归前夕,北京控股在港上市,掀起了当年资本市场的高潮。作为最早一批赴港上市的窗口企业,北京控股的IPO获得1267倍的超额认购,创下历史记录。

“北控上市冻结资金两千多亿,当时香港火爆到万人空巷,就抢这一只股票,这是最热闹的时候。”张高波回忆。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交接。然而,同月,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骤然来临。

这场风暴始于泰国,迅速在亚洲范围内蔓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四次冲击香港货币体系,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一度高达280厘,股市、地产一片萧条。

时年60岁的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刚刚上任。在他牵头下,当时的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以及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组成“打大鳄三人组”,针对海外炒家,连环回击。

日后再度回忆起这段往事,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曾对腾讯财经表示,香港能赢得这一役,得益于董建华出手及时,勇敢地与做空香港的金融大鳄对赌。

他曾听说,当时索罗斯信心满满,向董建华说,“你一定赢不了我,因为你拿的是政府的钱,用一文要拿出一文,而我可以使用杠杆,拿出一文,可以找来30多文。”

最终,索罗斯败走香港。但这场风暴却给香港带来了深度的创伤。而对于那些亲历这场金融风暴的金融从业者来说,直至今日,那都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灾难。

“香港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因为当时按揭70%,甚至是90%都很正常,房价一跌,这些人就变成了负资产,很多金融机构倒闭,很多人失业,服务业很萧条,富豪排名也重新洗牌。”摩根大通私人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关金星对腾讯财经说。

那时如日中天的百富勤,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轰然倒下,并引发香港一系列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潮。“慎用杠杆”是梁伯韬从中吸取的最大教训。

有数据统计,香港政府共计动用1181亿港元的外汇基金,维稳香港金融市场,这背后则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至于中央政府在这场战役中,究竟耗费多少外汇,直至今日,仍是未知。

香港政府在金融风暴中,为了托市而购入的港股,日后被打包成一只名为盈富基金的产品,于1999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香港经济进入漫长的复苏轨道。这期间,内地金融市场开始逐步繁荣。2001年,中国证监会批准,中资券商设立、参股或者收购境外证券公司,香港成了这些中资背景金融机构出境的第一站。

海通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等机构,那几年间,接连涌入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队伍逐渐壮大。

按照每10年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的规律,2007年未能幸免。一场因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券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酝酿。

2008年9月14日,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因未能获得资金援助,宣布破产。同一天,美国银行宣布收购美林证券。这两个事件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并迅速发酵,传导至全球。

香港在第一时间受到波及,在接下来的3天里,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6%,至2008年底,恒生指数跌至14387点,较上一年暴跌近五成,创自1974年以来最大跌幅。股市、楼市,以及就业市场,万马齐喑。

一年多前的2007年8月,陈爽被任命为光大控股的行政总裁。精心构思的公司发展计划尚未来得及展开,一场关系公司存亡的“保卫战”却意外降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类衍生产品在香港大行其道。雷曼发行迷你债券是当时发售较多的产品之一。当雷曼倒闭的消息传来,那些遭受惨痛损失的“苦主”,开始上街。几年间,香港各大银行门口总能看到举着白旗抗议的人群。

“2008年,整个金融市场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放佛天要塌下来。当时我们持有5笔累计期权,面临着亏损35亿港元的风险,那时光大控股的净资产仅有70多亿港元,如果亏损30多亿港元,意味着我们再无机会翻身。”陈爽此前对腾讯财经透露。

亚洲金融风暴

那年,关金星从摩根大通新加坡分支,调回香港。今天忆起那段往事,她说,正是因为经历了1997年的洗礼,亚洲的经济反而更加安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新兴市场相对而言,就变得稳定。

相较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虽令香港受到严重波及,但却未至伤筋动骨。在随后几年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

中美经济实力的变动,促使香港金融市场的格局发生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美资金融机构,收缩在港业务,这让中资机构获得空间,更加活跃地进入香港,设立分支,抑或收购当地机构。

这一年,东英金融和南方基金联手在香港创办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南方东英。今天这家机构已是全港最大的ETF交易所买卖基金)发行商之一。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打垮了一批香港本地、欧资的金融机构,2008年打垮了在香港的美资金融机构,2008年是中资自信心开始建立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张高波总结。

下一站:中国资本出海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陆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持续贬值,全球笼罩在低息环境之中。危机之下,中国经济逆势高速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一时间,“中国故事”成了金融机构的最大卖点。作为坐拥全球最大规模外汇储备的国家,其货币是时候走出国门,迈向更广阔的世界。从那时起,人民币进入加速升值轨道。

2009年10月,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售人民币国债,总额60亿元。这个行动释放的信号明确,中央有意让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离岸中心。

随后几年,“点心债”(人民币债券)应运而生。伴随着人民币在2016年获准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债券如今已是外汇储备、大型基金资产配置的必要元素。

那几年,港人为了实现财产的保值,不断将港元存款带去深圳,兑换成人民币。那时起,香港的店铺开始接受人民币。在早年,在港元汇率高于人民币的时代,深圳的小生意人,更喜于接受港元。

今天,无论位于中环的高端商场,还是旺角、铜锣湾的大小店铺,刷银联卡早已变成常规支付方式。眼下,风靡内地的微信、阿里等在线支付手段,也开始涌入香港。

在全球需要中国机遇之际,李小加在2010年,正式执掌港交所。那个16年前落地香港的华尔街律师,在随后几年,成了内地和香港最受瞩目的金融人士之一。

2012年的一天,当李小加和上交所主席桂敏杰在深圳闲聊时,二人在纸巾上画了一幅草图,将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股票市场,连接到一起,选择10只股票试点。对于这个想法,上级领导回复“要搞就大搞”。

就这样,这个最初在纸巾上的构思,形成了日后连接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沪港通、深港通机制。透过这个管道,内地的资金可以直接投资香港股票市场,而境外资金在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之外,也多一个投资内地股市的渠道。

不可否认,过去20余年间,香港一直遵循内地的发展步伐,不断蜕变。不畏惧变革,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内地也因此获利。若固守既有成就,则要陷入逆水行舟的困境。

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或是近年来香港资本市场最大“滑铁卢”。2013年起,筹备上市的阿里巴巴,希望在香港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最终,由于香港市场反应过于负面,相关的改革、创新未能成行。

“改变现行制度,需要认真计算社会成本,判断是否值得为了个别公司调整现行制度,以及后续的可持续性。”律师出身的陈爽这样认为。

推崇变革的群体并未放弃。不久前,港交所推出改革创业板和设立创新板的市场咨询文件,直指的重点之一,就是让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港上市变成可能。一旦这项改革落地,蚂蚁金服、滴滴快的、东京金融等近年迅速冒气的互联网公司,有望再创下一个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高峰。

上市之外,李小加有更加广阔的构想。“中国老板姓的财富不会一直留在房产、A股里,有没有换成海外的股权,让海外可以再拿着人民币,到中国来购买债务,就像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从20多年前的资本输入国,到今天渴望出海一搏的资本输出国,香港是这段巨变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变得越来越依赖、渴望内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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