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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沈南鹏】在中国投资,奉行这些方面

2017年11月23日20:52| 来源:青年创业网| 收藏| 发到我的邮箱|

红杉资本在投资方面向来是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领的国内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关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进行投资。这意味着什么?从沈南鹏说:“在中国投资,自己主要奉行以下三个理念”。我们不难看出,沈南鹏对中国市场的深刻认知和了解。

红杉资本【沈南鹏】在中国投资,奉行这些方面

看“中国消费”找投资

当代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在美国硅谷,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技术革新上。但在中国,体现的则是另外一个场景,能够有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行业。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比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软件行业。

哪些属于传统行业,哪些属于新兴行业?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无需去定义传统与非传统。比如我们所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苏的知名企业一样,但10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这张商品牌,现在做到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这是一个我们在中国投资的最经典案例。

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投资也成功,就是利农。它现在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上拥有第一名的市场力。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很难产生大的公司。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红杉的一个巨大机会,这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不可想象的。而且,这里也需要高端技术。以色列的农业走在中国前面,所以我们从那里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

在很多地方我们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种产品只要能够在中国被大家所欢迎,那它的增长潜力将非常非常大。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而“中国消费”就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依赖度太强,而我们的内需市场不足,拉动不足。作为投资人,我是这么看待的:“经济危机来了后,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内需,但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当然,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规模问题,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些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的动荡,当然一些中高端产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体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们离不开的”

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

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决定。总体来讲,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资方向,有好的经营团队,那你肯定可以赚到钱。有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教育费用会过分高企。我认为,从大的环境来讲,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良性。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教育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创新行业的支持全世界少见。

投资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政府参与,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最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比如,政府给一些大学生提供二三十万的创业贷款,这些资金的投入比我们风投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既没有股权要求,也无需担保,只是说帮助这批达到一定标准的年轻人创业。这在美国有吗?可能没有。

真正的自由竞争是很难的,我们涉及的行业也并非全都自由竞争的行业。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比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比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一些政府补贴。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万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这里确实需要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万科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也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的转换过程,对于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不同的企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经营机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的企业特别热爱多元化,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

投资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今天,如果我是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那我就不会分散投资,因为再去投资的企业能否做到50%成长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这个企业每年只有10%的增长,那我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外面寻求有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多的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延伸到某个业务的中下游。

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应该越来越高。这里牵涉到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至少企业的股东都要有知情权,在国内,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思考。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越透明,市场就会给你更高的议价。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些治理机制好、透明度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得益。

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希望产业救国,这是一百年来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因为教育环境与成长环境的关系,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也有这种心结。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与我们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在政府资源、政府资金以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在帮助不同的行业成长。比如荣氏家族,张谦,这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

我认为,企业需要赚钱给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巨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企业所谓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不可能成功。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未必就是说做多少慈善。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感提升。

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同样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公益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今天有一个赚钱机会,但属于短期行为,而且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细想一想后,我未必会去做,我应该将时间与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业上。其实,投资早期企业非常辛苦。

做投资,你必须思考一些国家关于宪政、法制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必须思考,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执行层面,就是怎样使政府能够在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对我来说,做投资家可能比做企业家更好一些,因为我不太关注细节,作为企业家来说还不够。但作为投资家,至少还能及格。另外,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靠整个环境。

我作为投资家,还是觉得时间有些短。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十年时间,现在,我们投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对企业来说,聪明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它的出现需要时间。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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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沈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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